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宿迁市政府法制网上监督系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宿政办发〔2010〕16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宿迁经济开发区、市湖滨新城、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宿迁市政府法制网上监督系统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宿迁市政府法制网上监督系统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宿迁市政府法制网上监督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全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效能，根据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宿迁市政府法制网上监督系统，是指在宿迁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基础平台上建立的，对行政权力的网上运行实施法制监督的信息系统。
　　宿迁市政府法制网上监督系统（以下简称法制监督系统），主要包括行政权力库管理、规范性文件备案管理、行政执法行为监督、行政复议应诉监督、行政执法主体与人员监督等内容和功能。
　　第三条 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负责法制监督系统的管理，并对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行政权力实施法制监督。
　　市各部门法制机构协助做好法制监督系统的管理维护，对本部门网上运行行政权力实施法制监督。
第二章 行政权力库管理
　　第四条 市各部门行政权力事项经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审核确认后列入行政权力库。列入行政权力库的行政权力事项应具有权力事项编码、名称、实施主体、法律依据、办理地点、联系电话、办理期限、外部流程图、内部流程信息、内部流程图、监督电话等基本信息。
　　第五条 行政权力事项可依规定进行动态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的调整包括新增、变更、废止和挂起。
　　行政权力事项的调整，采取部门网上申报、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审核确认的方式进行。
　　第六条 因法律法规规章等颁布、修订或者部门职能调整而增加行政权力的，部门应申请新增行政权力事项。
　　新增行政权力事项应当通过权力变更申请登记功能模块填写行政权力信息表，如实填报行政权力事项基本信息。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部门应申请对行政权力事项相关信息内容进行变更：
　　（一）因法律法规规章等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的依据发生变化的；
　　（二）办理权力事项的内设机构、办理地点、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的；
　　（三）与办理权力事项相关的工作内容或者要求发生变更的，包括办理流程、办理期限、格式文书、收费标准、裁量基准等。
　　第八条 行政权力事项因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实施、修订、废止而导致原设定依据失效，或者因部门职能调整不再办理的，部门应申请废止行政权力事项。
　　部门因机构改革被撤销的，其行政权力事项由新成立的部门提出废止申请。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部门可以申请挂起行政权力事项：
　　（一）行政权力事项一年以上未发生办件的；
　　（二）周期性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在本次办理周期结束至下次办理周期开始期间；
　　（三）其他原因需要挂起的。
　　部门不得因行政权力事项挂起而怠于履行职责。当挂起事项发生办件时，应即时申请解挂，不得因事项处于挂起状态而网下运行。
　　第十条 行政权力事项的调整应当在调整事由发生之日起20日内，由部门法制机构向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提出申请。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在10日内完成审核意见的回复和行政权力库数据的调整。
　　第十一条 部门应当及时对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的审核意见作出回复。
　　自建系统的部门必须保证其行政权力事项数据与法制监督系统的相应行政权力事项数据保持一致。
　　第十二条 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在监督管理中，可以主动就行政权力事项的调整发出通知，部门收到通知后应及时反馈处理意见。
第三章 规范性文件备案管理
　　第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自规范性文件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通过法制监督系统规范性文件备案功能模块向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报送备案。
　　规范性文件报备材料应当包括备案报告、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制定说明和制定依据等。
　　第十四条 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对制定机关报送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按照市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通过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列入规范性文件数据库进行统一管理。
第四章 行政执法行为监督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行为监督分为部门内部法制监督和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监督两个层级，监督范围包括执法程序和执法内容等。
　　第十七条 部门内部法制监督由部门法制机构负责，其主要职责是：采取定期抽查和即时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本部门的办件进行网上法制监督，按规定向法制监督系统报备重大行政许可办件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
　　第十八条 部门法制机构每月对上月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及其他类型执法的办结件（即时受理、即时办结和简易程序办件除外）实施检查。
　　部门法制机构自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内部办理是否超期、办理过程中相关材料是否同步上传、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裁量是否适当等。
　　第十九条 部门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办结后的次月通过法制监督系统的行政许可备案功能模板报备：
　　（一）适用了听证程序的；
　　（二）有数量限制的；
　　（三）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实施的；
　　（四）有较大社会影响等情形需要报备的。
　　第二十条 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通过法制监督系统的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功能模块进行网上报备：
　　（一）符合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包括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
　　（二）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价值超过20000元的行政处罚；
　　（三）拟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违法行为处以500元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以上的罚款）。按照国务院规定应当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有关部门按照其主管部门确定的标准执行；
　　（四）其他重大行政处罚。
　　前款第（三）项所规定的界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由部门法制机构在法制监督系统的重大行政处罚范围管理模块中设定。
　　第二十一条 部门报备的办件对应的电子档案材料应当齐备，确保网上审查的正常开展。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对部门报备的办件进行登记审查，在审查过程中要求部门说明情况或者进行整改的，部门应当及时按要求回复、整改并反馈整改情况。
　　第二十三条 法制监督系统根据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平台的数据，对各部门、各类别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第五章 行政复议应诉监督
　　第二十四条 部门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办件如涉及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应当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诉讼判决书等文书后15日内，通过数据接口报送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结果。法制监督系统将自动汇总形成统计报表。
　　第二十五条 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填报国务院法制办制定的行政复议案件统计表和行政应诉案件统计表，报送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汇总。
第六章 行政执法主体与人员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通过行政执法主体库，对全市具有行政执法权的单位进行监督管理。
　　行政执法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单位名称、单位性质、地址、联系电话等。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负责市级部门和县政府的行政执法主体信息调整变更。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以行政执法证、行政执法监督证以及行政复议应诉资格证（以下统称执法证）的信息为主要内容，对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以及行政复议应诉人员（以下统称行政执法人员）的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负责市级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管理。部门法制机构负责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初审、申报、注册、暂扣及收缴等工作。
　　第三十条 部门法制机构于每年12月15日前通过法制监督系统执法人员注册管理功能模块对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年度注册申请，注册信息经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审核后进入行政执法人员库。
　　年度注册中反映的执法人员状态包括：在职、离职、调离，证件遗失、证件被暂扣、证件被吊销等。
　　第三十一条 部门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处理情况及时通过法制监督系统执法人员责任追究功能模块填报。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证每三年进行更换。由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将人员证件信息录入系统，系统自动更新行政执法人员库。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市各部门法制机构使用法制监督系统的操作权限，由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审核确认后开通。
　　第三十四条 部门使用法制监督系统的情况列入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绩效考核。部门通过法制监督系统实施内部监督情况纳入年度依法行政综合考核。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未予明确的其他事项，依照《宿迁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各县、区法制监督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