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村务公开条例


大同市人大
２００４０４０１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证和促进村民充分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村民委员会，应当实行村务公开。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村务公开，是指村民委员会依照规定的程序、时间和形式，向村民如实公布村务活动中事关村民根本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财务和政务事项。
　　第四条　村务公开应当坚持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服务的原则，坚持真实、规范、及时的原则。
　　第五条　本条例由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农业、民政、监察、国土资源、计划生育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村务公开的指导、服务和监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指导、服务、协调和监督本乡（镇）村民委员会的村务公开工作。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实施村务公开的主要责任人。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把村务公开工作纳入乡（镇）干部目标管理，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七条　下列村务事项至少一年公布一次：
　　（一）村年度财务收支、收益分配的计划和完成情况以及审计结果；
　　（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计划和收入完成情况；
　　（四）新农村建设规划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五）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公益事业的筹资方案和使用情况；
　　（六）农民承担的税负收缴情况；
　　（七）农村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情况；
　　（八）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和审批、收费情况；
　　（九）当年人口出生名单，申请生育二孩人员的名单和条件，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奖励和优待政策的落实情况。
　　第八条　下列村务事项至少每半年公布一次：
　　（一）村集体统一经营项目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及其使用情况；
　　（三）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村务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误工补贴的发放标准和支出情况；
　　（四）上级拨入的各类项目建设款、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情况；
　　（五）村公益福利和社会保险事业的支出情况。
　　第九条　下列村务事项至少每季度公布一次：
　　（一）村集体经济项目的发包、出租、转让方案和承租、转让费的收取情况；
　　（二）村固定资产购进和维修计划和落实情况；
　　（三）村集体现金、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等财产，银行贷款、应收应付、单位往来等债权债务情况；
　　（四）村务办公经费的开支；
　　（五）水电等村集体统一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和收缴情况；
　　（六）五保户供养标准和供养费发放情况。
　　第十条　下列村务事项应当及时公布：
　　（一）国家和各级政府征用土地的方案，征地各种补偿费收入和发放、使用情况；
　　（二）救灾救助款物、扶贫款物、社会捐赠款物的数额及其发放情况；
　　（三）村集体资产的购置、拍卖、承包、租赁、评估及其审计结果；
　　（四）村集体兴办项目的立项决策、方案论证、建设周期、投资数额、资本筹措、投资回报期、预测效益；
　　（五）村民委员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代表离任审计情况；
　　（六）涉及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或者村民代表点题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村务公开涉及决定重大事项的，应当在决策前向村民公开；工作周期较长的事项，应当分阶段向村民公开办理结果，接受村民的事中监督。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通过召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村办媒体等形式，公布村务。
　　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方便村民观看的地方设立固定的村务公开栏，经常性地公开村务。
　　第十三条　村民对已经公开的内容提出质疑的，有权要求村民委员会给予说明。村民委员会应当在十日内给予答复或者说明。公布的内容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改正，接受村民监督。
　　村民代表点题要求公开的村务活动中的有关事项，村民委员会应当在二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四条　村务公开的内容应当通过村民委员会会议、村民代表议事会议和民主理财小组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予以公开。
　　第十五条　村务公开中形成的各种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妥善保管，接受查询。
　　第十六条　在村务公开中，应当建立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和民主理财制度，作为民主监督的主要方式。
　　村民代表议事会议对村务进行评议、提出建议，对执行结果可以进行再议。民主理财小组有权代表村民对村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查，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十七条　在村务公开中，可以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对村务公开进行监督。
　　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由三至九人组成，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审查村务公开各项内容的真实性，征求和反映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意见、建议，并对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村民委员会及时作出答复或者进行整改。
　　第十八条　村民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不予改正的，有权向乡（镇）人民政府反映。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村民反映问题之日起十五日内负责调查处理。
　　村民对乡（镇）人民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内就其反映的问题未作处理，或者对村民委员会的改正结果不满意的，可以向市、县（区）人民政府反映；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责成乡（镇）人民政府限期办理，必要时可以直接组织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对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行村务公开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不全面的，应当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改正；对于弄虚作假、打击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依法给予处理。
　　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严重弄虚作假、拒不改正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有权依法罢免。
　　第二十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指导、服务和监督本条例工作中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视情节轻重，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立法归类的违宪审查方法新论

内容摘要：立法归类与宪法平等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必需对包含立法归类内容的法律展开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可以借鉴美国“三重基准”的违宪审查制度，在确立个案所适用的审查标准后，从归类范围的合理性及手段与目的间的关联性两个方面，对立法归类展开违宪审查。此外，立法分类在实践中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应该采用更加明确的数据标准方式来重新划分“三重基准”各个标准间的界限。
关键词：立法归类 平等原则 违宪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立法归类是指立法者根据不同群体在某一社会生活领域所存在的差异（如种族、民族、性别、财产状况等）而在法律上赋予或施加给某些群体额外的优惠或者负担，从而实现立法目的。立法归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给予归类对象额外的优惠，另一种是对归类对象施加额外的负担。立法归类并不是对平等原则的违反，恰恰相反，由于它遵循了“不同情况、差别对待”的法理，体现了实质平等的本质要求。但是，立法分类又的确容易导致违宪的危险，因为平等原则所要求的差别对待并不是肆意的，而是合理的。所以，在平等原则已经被写入我国宪法的情况下 ，对于一部包含立法分类的法律展开合宪性审查，至少在学理上仍旧是有必要。那么如何对立法归类进行违宪审查呢？围绕这一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二、美国“三重基准”的违宪审查制度
由于目前我国尚不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借鉴国外成熟的违宪审查判断标准，以便于形成对宪法事案进行学理判断的准绳。综观国外违宪审查之技术与方法，以美国的模式最为合理和完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故笔者以美国的违宪审查理论为基础来探寻审查立法归类的新方法。美国法院在司宪活动中提炼出了一套三重基准的违宪审查标准，通过考察立法或行政行为设定的目的和采取的手段之间的关联度来判断，即严格审查、中等审查，合理审查。严格审查是一种理论上严格，实践上致命的最严厉的违宪审查标准。一部法案若想通过这种标准，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或者实现极其迫切和重要的利益；第二，立法所选择的手段与立法目的的实现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即手段不仅能够实现立法目的，且对归类对象本身或他人的优惠或损害也是最小的。由于设定的条件过于苛刻，政府立法一旦被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几乎逃脱不了违宪的厄运。在中等审查标准下，法案只要求具备重要的政府目标，并且手段与目标的实现充分相关，则立法便能通过审查。合理审查是最为宽松的一种违宪审查标准，在此标准之下，只要系争立法没有把任何弱势群体作为分类标准，同时也不违背任何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只要其具有合理正当的立法目的，而且其选择的手段与该目的之间具有合理的关联，则该立法行为通常会通过合宪的审查。[1]
三、以“三重基准”为基础对立法归类进行违宪审查的方法
实质平等要求立法机关作出的区别对待必须合理。所谓“合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归类对象的范围必须合理，即立法者不应该将某些与非归类群体不存在差异或虽然存在差异却与立法目的的实现无关的群体纳入分类对象，给予特殊优惠或施加负担；二是立法者所采用的特殊手段与立法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相关性，即手段所赋予的优惠或负担量必须能够有效克服归类对象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差距量，实现立法目标。所以，从这一原则出发，审查一部包含立法归类的法律的步骤如下：
第一，针对具体的法案来确定相应的违宪审查标准。因为，不同的审查标准对“合理”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一部法案也许难以通过严格审查，但如果适用中等审查，却很有可能得以通过。所以，必须在审查法案之前确定相应的适用标准。在美国，法院往往依据归类对象的属性来选择法案所具体适用的违宪审查标准。如果立法者以种族、国别等因素作为归类依据，法院将对立法适用严格审查标准，而有关性别、财产状况等因素的分类，则采用中等审查。除此之外，立法所涉及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类型也是决定法院适用违宪审查标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系争权利的重要性愈大，其应受保护的程度也愈强，从而对国家提出的正当性基础的举证责任的要求也愈高。司法实践中如果立法内容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或是政治权利，法院会选择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如果是有关公民受教育权、劳动权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法院一般会采用中等审查标准；而对政府的经济立法，法院常常适用合理审查。
第二，审查立法目标的正当性。与美国的违宪审查理论不同，笔者认为，在立法归类的违宪审查中，针对立法目的的审查仅仅是一种表面审查，即只要能够证明法案的目标具有正当性，目标审查即得以通过。无须像“三重基准”所要求的那样必须确定法案所维护或实现的利益究竟是属于“极其重要”、“重要”还是“合理”。因为，在涉及平等权案件的违宪审查中，决定立法归类合宪与否的关键在于立法机关作出的区别对待是否合理，而不在于立法利益的重要性程度。相反，对于那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且不具有立法归类内容的法案，则需要审查法案目的的重要度。因为，只有明确了立法利益的重要程度后，才能衡量立法利益与基本权利之间的价值比，进而正确判断立法机关是否能够为了某种更高位阶的正当利益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例如，假设法律A规定，平面媒体记者每月享有两次采访监狱囚犯的权利，而广播、电视记者每月仅有一次采访的权利；法律B则禁止所有的媒体记者采访监狱囚犯。此处，法律A涉及了立法归类的内容，对该归类的审查包括两个方面：（1）立法将平面媒体记者与其他记者作了区分，这种分类本身是否合理；（2）立法赋予了平面媒体记者每月多余其他媒体记者一次的采访权，这种优惠是否合理。如果上述两方面的审查被证明具有合理性，则意味着法案A作出的区别对待不含有歧视非平面媒体记者的意图，该立法分类符合平等原则，而无须再审查法案的目的究竟是否符合“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的利益”还是“合理且正当的”。相反，法案B并没有涉及立法归类的内容，对于它的审查则必须包括立法目的重要度的审查。因为，只有证明了法案的目的——禁止采访囚犯所维护、实现的利益属于“极其重大的利益”时，才能对媒体的采访权予以限制。 当然，对于法案A而言，仅仅证明立法归类符合平等原则并不意味着整部法案已经合宪。归类合宪仅仅说明了法案所作出的差别对待是合理的，即赋予平面媒体记者每月多余广播电视记者一次的采访权这一优惠没有违反平等原则。法案A同样也涉及到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每月一次或两次的媒体采访、而不是随时的采访必然会对信息的采集带来不利，进而损害信息的流通，影响了新闻自由。所以，它的违宪审查还应该包括针对采访权限制的审查。这种审查不同于前述针对立法归类的审查，针对归类的审查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平等权，而针对采访限制的审查则是为了维护新闻自由。所以，对于后一种审查，审查的范围包括了立法目的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在法案A的违宪审查过程中并不是不包括立法利益重要度的审查，而是仅指在立法归类的审查中无须对此展开审查。在对立法归类进行审查时，只要立法机关能够证明立法目的具有正当性、不存有歧视意图，即可推定法案目标合宪。
第三，根据立法目的来审查归类的依据是否合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立法者而言，他们所考虑的那种差异必须是与立法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的，而对于那些与立法目标实现并无合理关联的差异，则不应被立法者所考虑，更不能被视为归类的依据。以就业促进法为例，该法案的目标是为了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行就业。所以，立法者就应该以公民在就业能力上的差异作为立法分类的依据，将就业能力偏低的群体纳入归类对象范围中，而不应该考虑其他方面的差异。
第四，依据拟定的违宪审查标准来确定归类对象的范围是否合理，即要求立法者所确认的归类对象范围与事实上所存在的具有某种相关差异性特征的群体范围应该大致相当。归类对象的范围合理性是直接受到归类依据合理性的影响。后者是前者的充分条件，如果归类依据本身是不合理的，那么分类对象也必定不可能合理。因此，在违宪审查实践中第三和第四个步骤是可以合并的。在立法实践中，归类范围存在五种可能性，对此Tussman 和Ten-Broke 两位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末作了经典的阐述：“一种合理的归类是正好包括所有相对于法律目的而言处境类似的人。法律的目的或是消除公共‘危害’，或是取得某种正确的公共利益。为了简化讨论，我们仅把法律目的表达为取消公共危害，因为另一种情形可以依次类推。┅┅我们实际上处理两种归类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归类包括所有具备定义‘特征’的个人；第二种归类包含所有具备或带有法律所针对‘危害’的个人。前者是立法归类；后者则是相对于法律目的处境相似的危害归类。我们可以把特征归类与危害归类各自设想为一个封闭的圈子，它们之间存在5种关系。在第一种情形，特征归类与危害归类完全重合；在第二种情形下，特征归类与危害归类完全不重合；在第三种形下，危害归类全部包含特征归类；在第四种情形，特征归类全部包含危害归类；在第五种情形，特征归类与危害归类相互交叉。”[2] 为了便于称呼，现将上述五种情形分别标号为A1、A2、A3、A4，A5。A1意味着立法者将危害归类的群体全部列入了立法分类对象的范围，并且没有将不应列入的对象纳入归类范围中，它代表了最合理的归类范围，能够通过严格审查标准。相反，A2则代表了另外的一种极端，它意味着立法者所确定的归类成员中，没有任何成员属于危害对象。在A2这种情况下，即使采用最宽松的违宪审查标准（合理审查）也难以使得法案通过。A3这种归类又称“过少包含”，它是指所有的立法归类对象都属于危害归类的成员，但是部分危害归类成员却没有被立法者列入分类对象中。它使得一些危害对象侥幸地逃过了法网。A4也被称之谓“过多包含”, 与A3相反，它是指立法归类的对象不仅囊括了所有的危害群体，而且将部分危害群体以外的对象纳入了立法分类的范围中，这种归类触犯了无辜的旁观者。A5则同时包含了A3和A4。由于并没有与危害归类完全重合，A3、A4和A5这三种归类难以通过严格审查。但是，它们与危害归类之间或多或少的重合度使得它们可以徘徊于中等审查和合理审查标准之间。
第五，依据拟定的违宪审查标准来确定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是否合理。立法归类范围的合理性以及手段与立法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审查是有关平等权案件违宪审查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方面的审查是不能互相代替的，在归类范围合宪的情况下，同样存在手段“过强”或“过弱”或与目的实现间无必然关系，难以通过相应的审查标准。与归类范围相似，在立法实践中，特殊手段与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五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立法者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恰好弥补了归类对象与非归类对象之间的差异，使得立法目标能够完全得以实现。第二种情形则与第一种完全相反，它是指立法者虽然针对归类对象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但是措施与立法目的的实现毫无关系，即这种特殊手段完全不能克服归类对象与非归类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第三种情形是立法者采取的特殊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差异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但不能完全弥补归类对象与其他群体间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立法者低估了归类对象与非归类对象之间的差距，所采取的手段偏软。第四种则是指立法采用的特殊手段力度过强，虽然能够克服差异，但同时也赋予了归类对象不当利益或负担。这种情形的发生的主要是由于立法者过高地估计了归类对象与主流群体间的差距。第五种情形是指立法者所采取的措施部分能够促成目的的实现，而部分则毫无关联。为了叙述方便，现将上述五种情形简称B1、B2、B3、B4、B5。其中，B1代表了最合理的手段目的关系，能够通过最严格的违宪审查标准。而B2则代表了最不合理的情形，即使适用最宽松的违宪审查标准也不能使法案得以通过。B3、B4、B5皆无法通过最严格的违宪审查，但能够徘徊于中等审查和合理审查之间。
四、重构“三重基准”的各个标准界限
如上所述，在立法实践中，归类范围的可能性总共有5种情形，手段与目的间的关联性也存在5种可能性。所以，一部含有立法归类内容的法律在理论上可能会出现5?5=25种可能性，其中除了A1与B1的结合能够通过严格审查标准，任意与A2结合的B（B1、B2、B3、B4、B5）和任意与B2结合的A（A1、A2、A3、A4、A5）这九种情形皆不可能通过合理审查标准之外，剩余的15种情形皆能够徘徊于中等审查与合理审查之间。很难想象仅仅依靠“紧密联系”、“充分相关”、“合理相关”等模糊标准，能够有效地对它们进行区分的。所以，有必要采用更加明确的方法对严格审查、中等审查与合理审查的标准予以界定。笔者的建议是使用数据标准来分别为它们设置门槛：如对严格审查可以采用两个90%标准，即立法归类的范围与危害归类的范围的重合度必须达到90%、特殊手段能够弥补90%的差距（即立法手段能够使90%的目标得以实现）；而对于中等审查标准，可采用两个70%标准；对于合理审查，则可采用50%标准。当然，需要申明的是上述所设计的数据标准并不是建立在丰富、翔实的统计信息的基础上，笔者在此仅仅是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克服“三重基准”审查标准过于模糊的缺点，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精确的数据标准还有待于将来更为详细的实证考察后才能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