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梁丽事件的思路

龙城飞将


　　雅典学园网友清泉82在我的博文《关于梁丽案件再次向副院长何兵教授求教》下留言，关于梁丽案件他同意我关于先解决法律问题的观点，但不同意我对梁丽进行道德批评的观点。他的留言对我有很大启发。
　　从司法的层面，梁丽已经结案了。检察院不起诉，公安局撤消案件，东莞珠宝商不起诉。但人们对梁丽事件的关心远远没有结束。在这里，我特别使用“事件”一词，涵盖作为案件处理的司法过程和司法过程之外人们以及政府对梁丽事件的关心。
　　总的看来，处理梁丽事件，分为四个层面，这几个层面不可混淆。

第一层面：司法层面

　　公安局从立案侦察开始至现在撤消案件，检察院批准逮捕不准取保候审直至近来做出不起诉决定。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查清事实，对照法律确定她是否有罪。若有罪，确定具体罪名，决定如何量刑。若无罪，则在公安是撤消案件，在检察院是不起诉，在法院是做出无罪判决。就梁丽案件而言，查清了事实，遵从了法律。但是，司法过程是否遵从了刑事诉讼法律，仍受到人们的质疑。

第二层面：同情弱者

　　由于梁丽是社会的下层，是弱者，社会应当同情。但是，正如许多人所讲的，同情弱者的前提是在司法层面遵从法律规定，无罪作无罪的处理，有罪作有罪的处理。
　　同情弱者，可以从司法层面，也可以从政府层面，也可以从人民大众层面。以梁丽为例，同情她作为弱者，人民大众方面，作出了舆论方面的反应，支持了梁丽，促使司法机关避免了一次冤假错案。政府方面，通过群众组织为她治病，体现政府的关怀。司法方面，则分为两上侧面。其一是法律规定方面。包括刑法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其二是司法实践方面，在此基础上司法人员予以作为弱者的案中人以温情的司法结果。
　　人们把许多案件在舆论的影响下司法结果为无罪或轻罪称为同情弱者，例如梁丽案件有的著名法学家就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评论说，“同情弱者，但更要保护秩序”（何兵），梁丽是走了一回钢丝（屈学武）。他们认为，梁丽案件的处理是同情弱者的结果。我则认为，梁丽案件的这个结果不是由于弱者，而是司法基本遵从了法律。事实上，以梁丽事件，即使早期不明真相的时候可能采取一点强制措施，但过长时间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已经使得人们对这个司法过程的合法性一片质疑声，这里还有多少同情弱者？梁丽捡东西几十秒钟，被警察找到几个小时，查清事实却用了九个半月！是司法机关效率低，还是司法过程违法，还是案件过于复杂，一定要这么长的时间。
　　相反，近来兄弟俩为筹集钱给母亲治病后被轻判的案例，可以肯定是考虑到他们属社会弱势群体，予以同情而轻判的。

　　如果机场小纸箱中的珠宝真是被小偷盗窃，如果梁丽捡来珠宝后想占为已有，我在其它几篇文章中，一再讲到，对梁丽的行为不能鼓励，相反，应当从道德的层面进行规制。正如何兵教授所言，这样的处理结果“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
　　读了雅典学园网友清泉82的留言，我受到启发，对梁丽事件道德评价的观点有一些变化。

雅典学园网友清泉82给我留言说：
　　
　　“清洁女工梁丽能够原物原价、完整地交回遗忘物，道德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仅不应当谴责她，而且还应当嘉奖她----按合理程度地嘉奖，以支持和鼓励社会公德之运行”。

　　是的，我们应当重新对梁丽的道德水平进行评估。

　　如果梁丽是盗窃犯罪，她一定是有预谋的。她也许不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早就盯上了这个纸箱。尽管不知道这个小纸箱中装什么东西，但凭经验她可以知道里面装的东西一定非常贵重。再加上珠宝公司的承办人员马大哈，更给她带来了盗窃的机会。因为她是犯盗窃罪的，所以即使那个承办人不是马大哈，她也会声东击西，制造条件使珠宝的主人离开宝物。只要她得手，她就会悄悄地把东西转移走，不会放在洗手间和自己家里容易被人找到的地方。她早就想好了如何销赃，下线找谁。但这一切都不是。
　　人们在批评梁丽道德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另一个人职业盗窃犯偷盗了这个价值昂贵的小纸箱，结果会怎样？能够顺利地找到吗？能够这么容易就“破案”吗？从这个角度看，珠宝被梁丽捡到，是珠宝公司的幸运。若真是被人盗窃，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难道珠宝公司不应当对梁丽有所心存感激吗？
　　如果梁丽想将小纸箱的珠宝占为已有，捡到珠宝后没有告诉同伴，没有去珠宝商店作鉴定，而是把它转移到不为人们知道的地方，以后等事件平息后再拿出来，该如何给她定性呢？
　　如果公安人员找到梁丽，梁丽很痛快地承认是她捡了那个价值昂贵的小纸箱，但要求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酬，人们的反应会怎样？公安此时还会不会认为梁丽是盗窃？检察院会不会仍然认为梁丽是犯了侵占罪？珠宝的主人会不会认为梁丽是敲诈勒索？

第三层面：道德规制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事件中梁丽的道德问题。
　　道德是判断一个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道德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按照孔子的思想，治理国家，要“以德以法”，道德和法律互为补充。同时，法律反映立法者的意志，顺应民意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条文，反映了社会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诉求。
　　道德具有普适性，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不论身份，全皆适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之有阶级、等差，各国均不能免……以礼之阶级为表，而修身之平等为里，不论阶级、等差，人之平等，惟在道德”。”
　　道德是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一个尺度。一个人若违背社会道德，比如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么人们就会给他负面的评价，造成他没有好的名声，从而对他形成一种来自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约束他的行为。
　　道德很多时候跟“良心”一起谈及，良心是指自觉遵从主流道德规范的心理意识。对很多人来说，道德是个人良心的自觉遵守，无需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制约。人们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主要来自于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此人们往往“听其言而观其行”然后作出评判。
　　中国文化中多有提倡对自己严格、对他人宽恕的思想。子曰：“厚以责己，薄以责人。”韩愈：“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为了分析问题简便，可以把人们的道德水平划分为三个等级：高级：较高的道德水平、道德高尚。中级：中等的道德水平、达到道德底线。低级：较低的道德水平，往往伴随无耻、无赖、轻微的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有一句俗话，你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无耻。要做到这个要求，就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这就是道德底线，诚实守信、互利、平等、责任，不损害对方利益等。
　　决定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主要有四个：
　　第一、官员的道德水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员的道德水平决定着当前和今后社会道德发展的水平。仔细研究国家审计署每年的审计报告，不难发现每年国家部委有大量的资金使用违规，是不是违法没人敢说，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但官员们极少受到罚处。不幸的是，中国的官员们的道德水平很低，所以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也就高不到哪里了。中国官员腐败程度有多高，其道德的水平就会有多低。
　　第二、媒体的道德水平。媒体的道德水平实际上是指掌握媒体语言的人的道德水平，媒体发表什么道德水平的节目，对于社会道德水平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舆论导向作用。
　　第三、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幸福学认为，人有求生的本性，懒惰的本性和不满足的本性。资产阶级的腐朽道德来自于人的懒惰本性，官员的腐败道德来自于人的不满足本性。当人们的生活状况很贫穷，以致他们面临生存的窘境时，人的求生本性就会促使人们做出很多很不道德的事情，比如偷盗事情，抢劫事情和欺骗事情等犯罪行为，从而使社会的道德水平显得很低下。显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犯罪率很低的社会是一个道德水品很高的社会，这样社会的人们生活水平一定是比较高的。
　　第四、人民的受道德教育水平。中国幸福学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来自于人们所接受的感性教育和理性教育。前面三项大致属于人们所接受的感性教育，人民受道德教育的水平是人们直接接受道德教育的程度。不可否认的是，宗教有很多的内容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总体而言，西方社会道德水平较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接受宗教教育的结果。中国现在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道德水平又如何提高呢？
　　毫无疑问，如果梁丽捡到珠宝后拾金不昧，主动上缴，她的道德水平就是较高的，应当受到人们的赞扬。
　　如果梁丽捡到珠宝后并不主动交出，而是等待别人，包括公安机关派人上门索要，她还提出要求给予她本人一定的报酬，她的道德水平属于哪一个水平呢？请大家一起来思考。
国资委党委


国资委党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资党委纪检〔2012〕155号



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纪发〔2011〕42号）要求，做好中央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于2012年11月底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送国资委纪委。


　　　　　　　　　　　　　　　　　　　　　　　　　　　　　　　　　　　 国资委党委
　　　　　　　　　　　　　　　　　　　　　　　　　　　　　　　　　 2012年6月21日


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纪发〔2011〕42号)要求，做好中央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以下简称惩防体系建设），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本意见所称的廉洁风险是企业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给企业带来危害性或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廉洁风险防控是指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由企业各责任主体共同实施的排查、识别、评估和防范廉洁风险的管理过程。

　　一、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目标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为依托，以岗位风险防控为基础，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建立和完善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措施有力、制度管用、预警及时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预防腐败能力，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二）工作原则。

　　坚持围绕中心，实现廉洁风险防控工作与企业战略目标相一致、与企业改革发展进程相适应、与企业监管制度相衔接、与各项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坚持融入管理，把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纳入全面风险管理，结合改革创新、流程管理和信息化管理，不断完善防控工作的体制机制制度和科技支撑，增强企业管控能力；坚持突出重点，抓好重点领域、重要岗位、重要事项和关键环节的廉洁风险防控，分级分类实施廉洁风险防控措施；坚持整体推进，用系统的思维、统筹的观念、科学的方法推进工作，合理确定工作目标、任务、方法、步骤。

　　（三）目标要求。

　　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扎实推进、务求实效的总体要求，2012年要重点针对投资决策、产权交易、财务管理、境外资产、资本运营、物资采购、招标投标、选人用人和工程建设等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重要岗位开展廉洁风险防控工作。

　　截至2017年底，建立运行顺畅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并结合实际，逐步探索由传统防控向信息化防控发展，持续改进、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保障企业科学发展。

　　二、明确职权，查找廉洁风险

　　（四）明确岗位职权。

　　企业要进一步明确部门、岗位的职权名称、内容、行使主体和规定依据等，对职权行使的主体、条件、范围、程序、时限和监督方式等内容，特别是对人、财、物、核心技术、商业秘密和无形资产管理等关键岗位的职权要进行梳理、规范，编制职权目录，绘制各类职权运行流程图，规范运行。

　　（五）收集廉洁风险信息。

　　各中央企业惩防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监督工作协调性机构或联席会议要加强沟通协调，定期或不定期地收集下列廉洁风险信息：

　　1.监事会、巡视、审计、专项检查和效能监察等各项监督检查发现的廉洁风险信息；

　　2.通过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民主测评等方式获知的涉及有关领导人员的廉洁风险信息；

　　3.信访举报、查办案件等方式查出的涉嫌腐败的廉洁风险信息；

　　4.通过问卷调查、网络舆情、调研座谈等方式了解的职工群众反映的廉洁风险信息；

　　5.排查识别的廉洁风险信息；

　　6.通过其他途径反映的廉洁风险信息。

　　（六）排查识别廉洁风险。

　　企业排查识别廉洁风险主要是以权力运行是否规范受控为判断标准，通过自己查、群众评、专家议和组织审等方式，重点对可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以下各项因素进行评估：

　　1.权力结构与授权因素。企业各决策主体的职权是否明确，决策程序是否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是否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部门职能配置，特别是人、财、物管理等重要职能的配置是否合理并且相互制约；重要岗位是否落实不相容业务分离规定；授权的范围、事项、条件和期限是否清楚，自由裁量权限是否适当；责、权、利是否明确且对等；授权事项与被授予者的履职能力是否相匹配。

　　2.机制制度因素。企业现行的制度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度内容是否适用、管用、可操作；各项制度是否配套健全；制度的执行是否有程序保障；“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是否建立并得到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健全完备，纪检监察、审计和法律等部门职能是否明确，监督是否到位、有效；考核评价机制否健全、可操作，对过错责任的追究是否及时，管理是否形成闭环。

　　3.权力运行因素。依法、民主、科学决策是否有程序保障，集体决策和党组织参与决策是否落实；经营管理的各项操作流程是否建立健全，流程是否设计合理、步骤齐全、次序得当、界限明确，衔接时间是否合理，过程是否受控；企（厂）务、党务等信息是否公开；信息传递、沟通、共享是否顺畅，有无遗漏、隐瞒、封锁、错误传递信息的现象；是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把重要监管制度嵌入信息系统，实现在线运行；被授权人是否不作为、越权行事、违规作为，是否实行“一岗双责”，是否遵守廉洁从业规定等。

　　4.思想道德因素。企业是否培育诚信文化、合规文化；企业的廉洁教育是否有盲区、盲点，廉洁教育是否与岗位职责紧密结合；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廉洁从业教育的内容、时间和受教育人员是否落实；职工爱岗敬业、遵章守纪的自觉程度；职工对依法经营、集体决策、廉洁从业、公道正派、民主公开和接受监督的满意度；职工对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满意度。

　　5.外部环境因素。可能易发多发腐败行为的行业、领域与本企业的业务关联度；相关市场规范程度和廉洁状况；企业利益相关主体诚信守法意识和廉洁情况；部门或岗位容易受到利益诱惑的程度；社会公众、媒体舆论等对企业的满意度。

　　6.企业其他因素。

　　三、评估风险等级，制定防控措施

　　（七）组织廉洁风险评估。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根据权力的重要程度、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腐败行为发生的几率及危害程度等因素，定期对收集和排查到的廉洁风险进行评估，合理确定等级，明确风险分类和典型风险事项，并经领导班子集体审定。

　　各中央企业要对岗位、部门廉洁风险排查结果逐一登记汇总，编制廉洁风险及等级目录，形成廉洁风险信息数据库，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八）廉洁风险防控的主要措施。

　　针对廉洁风险和风险等级，依据有关制度规定、廉洁从业要求、工作责任、工作权限、工作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控方案；根据不同等级的廉洁风险实行分级管理，分工负责、责任到人；特别要突出高风险的防控，针对廉洁风险构成因素，抓重点、抓关键，采取综合措施，加大从源头上防范廉洁风险的力度。

　　1.优化权力结构。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职工的民主管理作用，形成权力结构制约、业务牵制、关键岗位不相容、责权利对等的权力结构。

　　2.规范权力运行。进一步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细化议事规则，规范工作流程，健全工作机制；要优化业务流程，记录工作过程；把权力制衡、过程监控原则和廉洁从业规定体现在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压缩自由裁量空间；要充分发挥监事会、纪检监察、巡视、审计等专门监督机构的作用，明确监督责任、途径和方法，加强效能监察、内部控制和过程监督，健全考核评价制度，切实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防范腐败行为的发生。

　　3.推进民主公开。充分发挥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工会和职代会的监督作用，完善企（厂）务、党务公开制度，通过内部网络、公开栏等方式，逐步推进重要业务和管理事项信息公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畅通信访举报渠道，接受群众监督。

　　4.加强科技防控。充分运用信息管理平台，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流程监管的方式和途径，逐步实现网上实时动态监控，做到信息可监控、行为留痕迹、过失可追溯。同时，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和处置。

　　5.加强体系防控。以廉洁风险防控为切入点，统筹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和惩处等工作任务，充实工作力量，加强组织协调，增强惩防体系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

　　四、实施预警处置，坚持动态管理

　　（九）廉洁风险的预警与处置。

　　加快廉洁风险预警系统的研发，根据定期评估结果，对可能发生腐败行为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风险预警；对达到风险等级的岗位人员，分别运用任职谈话、岗前培训、谈心疏导、函询告诫、组织处理等方式及时进行处置，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对于违纪违法人员，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十）廉洁风险的动态管理。

　　以年度为周期或依托项目管理，结合管理提升和预防腐败的新要求，以及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完善廉洁风险防控内容、等级和措施；加大对廉洁风险动态监控的力度，定期对廉洁风险防控工作进行自查和抽查，及时发现缺陷并加以改进。

　　五、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工作实效

　　（十一）落实责任、扎实推进。

　　把推行廉洁风险防控工作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组织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抓好自身和管辖范围内的廉洁风险防控；纪检监察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加强监督检查，推动工作落实；承担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工作的部门要将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纳入所承担的管控职能之中，做好相关工作；各职能部门要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廉洁风险防控工作。

　　（十二）加强教育、营造氛围。

　　把廉洁风险教育作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文化建设特别是风险管理文化建设活动中，深入开展诚实守信、依法经营、廉洁从业教育，建立领导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岗前廉洁风险管理培训制度，通过开展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定期分析通报反腐倡廉形势、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增强主动防范廉洁风险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十三）加强监督、严格考核。

　　将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作为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和领导人员业绩评定、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制定廉洁风险防控工作考核评价办法，加大检查考核力度。对因廉洁风险防控工作落实不力出现腐败问题的个人和单位，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