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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宣告合同无效”制度的难点探析

马宁*

（上海大学法学院 上海 201701）


内容摘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对宣告合同无效制度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但因其用语比较灵活，并且需要结合其他条款如根本违约宽限期程序等才能做出公平的解释，以平衡买卖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上体现了鼓励当事人依诚实信用原则解决纠纷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 公约 根本违约 宣告合同无效

Analysis o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Contract Avoidance of CISG
Abstract：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 stipulates the provision called "declaration of the contract avoidance". However, some terms in it are very flexible and elastic, and fair interpretation can only be made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provisions such as "fundamental breach of contract"and "grace period"so as to balanc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parties. In essence,the purpose of this system is to encourage the parties to ssttle their disputes pursuant to the principle of "bona fide".
Key words: CISG Fundamental Breach of Contract Declare the Contract Avoided

一、 宣告合同无效制度概述
“宣告合同无效”（Declare the contract avoided）是公约的独特用语，其效果大体
等同于我们所熟悉的解除合同。公约用列举的形式表明了“宣告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及其后果，其基本内容是：
（1）“宣告合同无效”必须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才生效。（第26条）
（2）“宣告合同无效”是买方或卖方可单方行使的权利。（第49、64条）
（3）“宣告合同无效”仅限于合同一方根本违约或违约方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或声明将不在宽限期内履行合同义务。（第49、64条）
（4）“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各方的合同义务（第81条）。
二、 运用宣告合同无效制度时的若干难点
（一）如何判断违约行为是否构成了“根本违约”。
公约第25条对“根本违约”下的定义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剥夺了他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约，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因此，公约规定的根本违约应包括两个条件，即视违约造成的损害程度；视对损害是否可以与之。理解第25条的关键是澄清“遭受损害”、“实质上剥夺…的东西”、“预知”这三个概念。下面分别予以阐述：
1、“遭受损害”中的“损害”（detriment）应作广义的解释，它不同于damage,(倾向于物的损害)，也不同于loss（倾向于商业利和财产损失），它应当涵盖商业利益损失、标的物损坏、商业机会损失等各种情况
2、“实质上剥夺…的东西”，这句话表明了违反合同会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会剥夺当事人的重大合同利益。如何认定“实质上剥夺的利益”完全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因为国际货物种类繁多，交易条件也差别很大，同样的违约行为在不同情况下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结果，这影响到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例如，卖方交货时单据不符、交货地点或商品规格不符，逾期交货这些行为，看起来较为普遍，但是单据的性质或作用，不符点的多少，逾期`交货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因素在不同案件中会给守约方造成不同的损害。此外，还应该看合同条款是如何规定的，应考虑合同订立时的具体情况，评估当事人是否把相关合同条款看得很重要。例如，时间是否是合同中的关键因素，如果是，则迟延交货可能会造成根本违约；如果不是，则不构成根本违约。同样，CIF条件下卖方办理保险的义务对于买方转售货物（特别是运输途中的货物）很重要，如果由于卖方不履行此义务造成买方不能转售货物，则构成根本违约。至于货物与合同不符至何种程度才算实质上剥夺了…的东西，是个相当不能预测的东西。一个仲裁案例表明，仲裁庭认为应当把“实质性的剥夺”理解为“大部分的”或“基本上”剥夺，只有这样才符合公约第25条的真实目的，即只有当违约很严重，不允许解除合同不足以实现公平的结果时，受损害方才可以解除合同，只有这样，才能使已经订立的合同尽可能的得到旅行，使国际贸易得到顺利的发展。该案中，被申请人交付的羽绒服尽管存在着做工粗糙和颜色不符合合同规定的问题，但并没有严重到“实质上的剥夺”申请人有权期望得到的那种羽绒服的程度，因而申请人没有权利以此为理由解除合同。由此可见，“实质上剥夺”是一个弹性相当大的概念，很难确定一个明显的尺度，在发生纠纷提起仲裁或诉讼时，无法预计。
在认定损失和利益被剥夺时还必须考虑违约方合理进行补救、减轻损失的情况，如果违约方在发生违约后，采取公约第48条第1款允许的对不符货物进行有成效的补救措施而没有个买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就不构成根本违约，受害方无权解除合同。比如，在设备因零部件故障不能运转时，卖方空运部件使之运转便属此类。
3、关于“预知”，公约虽然同时规定了“主观标准”（看违约方是否可预知）和“客观标准”（看合理第三人是否可预知），但起决定作用的应当是客观标准。这里关键的是对“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的理解。“同等资格”是否指在该业务领域资历经验相当的人？“通情达理”是否指在商业信誉、从业道德方面表现俱佳的当事方？在确定以上概念时，务必需要考察当事方长期的经营表现、习惯做法才能做出判断，并且每个案件所涉合同的具体意义也要予以考虑，这些因素都会带来判断上的难度，从而影响守约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二）根本违约与宽限期程序的关系
从以上可以得出结论：鉴于“根本违约”检验标准的不确定性，买方或或卖方就很难知道如何对根本违约做出反应—还有解除合同是否允许。不恰当的分析会使买方或卖方在做出反应时处于根本违约的位置。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公约第47条和第63条分别规定了宽限期程序，这两个条款允许未违约方指定合理长的一段额外时间让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如果违约方在宽限期内仍不能履行他的基本义务（卖方不交货、买方不接受货物、不交付货款）或者他明确宣告将不履行义务，未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而不必再担心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是否达到了根本违约的程度。由此可见，第47条与第63条的规定起到了“确权”的作用，即确定违约方延迟履行时，守约方何时可以解除合同。这样的宽限期程序时等待履行的守约方消除了违约方某种程度的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构成解约权的不确定性。至于何谓“合理长的一段额外时间”（an additional period time of reasonable length），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来说，应考虑延迟交货的程度、性质、法律后果；继续履约的可能性；交货或付款所需的时间；迅速履行对于未违约方实际利益的影响。但即使这样，除非在这个问题有惯例，买方仍无法确信其确定的额外时间是否合理，除非这个期限足够长，尤其是远距离交易的情况。
当然，宽限期程序并不是强制性的，如果客观情况使得未违约方有充分把握解除合同，而且等待违约方的履行会给他带来严重损失时，也可直接接触合同而不经过宽限期程序。同时，双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合同的规定改变或不适用宽限期程序。例如，双方可在合同中规定，一旦卖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日期交付货物，买方可自动解除合同。
可惜的是，宽限期程序适用的范围有限，它并不能消除所有因根本违约带来的不确定的情形。根据公约第47条、第49条第1款（b）项和第51条第1款，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卖方不交货或只交付一部分货物的情况下，买方才可以通过通过宽限期程序为宣告合同无效打下基础。而在卖方交付的货物与合同不符的情况下，履行宽限期程序并不能导致买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同样，第63条的规定也只是当买方在该指定的额外时间内不履行其“支付价款”或“收取货物”的义务时，才为卖方宣告合同无效提供了基础。买方违反其他方面的义务则不能使卖方通过宽限期程序来达到确定其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目的。
此外，适用宽限期程序仍可能产生以下问题：
（1）如果卖方在宽限期内仅交付一部分货物时如何处理？第47条第1款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仅考虑到卖方在宽限期内不交货的情况。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根据公约第7条规定的公约解释规则，凡本公约为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根据公约的一般原则解决，并考虑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公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解除合同只有在另一方严重违约时才可行使，基于宽限期的解约不应损害这一原则，“第49条第1款（b）项以及第64条第1款(b) 项应解释为只有在宽限期内违约方仍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实质部分时，未违约方才能解除整个合同。”笔者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买方在宽限期内交付了大部分货物，仅剩下少部分货物没有交付，买方不能宣告整个合同无效，但对于没有交付的货物部分，可构成根本违约，，应支持买方关于对这部分货物解除合同的要求（假定合同履行是可分的），否则将使无辜的买方继续等待剩余部分的履行而遭受损累。例如：合同要求交付1000包小麦，卖方迟延交货，卖方在宽限期内交付了900包，对剩余的100包，买方有权解约。至于卖方在宽限期内不能履行合同的实质部分，或对于不可分开履行的合同，不能履行其中任何部分，则可以解除整个合同。
（2）如果卖方在宽限期内交付了全部货物，但仅有一部分货物符合合同，买方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应看不符合合同规定的那部分货物对合同履行是实质性的还是非实质性的，是否可以分割。如果不符部分是非实质性的（合同不可分割履行的情况）或在合同可分割履行的情况下，不符部分所占比例很小，买方可对不符部分宣告合同无效，但不能宣告整个合同无效。但是，假如不符部分是实质性的或所占比例很高（大于50%）则买方可宣告整个合同无效。
（3）如果买方在宽限期内仅接收了一部分货物或交付了一部分货款，对于未履行的部分，卖方可否利用宽限期程序解除这部分合同，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没有与第51条相对应的针对买方部分违约卖方采取救济的条款，应考虑买方部分违约的情节，以及卖方履行的情况确定。笔者认为可以类比（1）中的分析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三）买方宣告合同无效时的诸多限制
为了保障国际贸易的稳定性，公约对宣告合同无效制度增加了若干限制性条款，如第49条第2款规定买方应在“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无效，否则就丧失了这一权利；第39条关于未能及时履行品质异议通知义务的后果；第43条关于未能履行及时提出第三人权利要求的异议通知的后果；第82条对买方行使拒收权的限制，都是对买方行使解约权的重要限制。即使买方满足了上述条件，试图“宣告合同无效”，卖方在买方宣告合同无效前还有权利“补救”履行合同时的缺陷。如果卖方交付不符合合同的货物比较早，可以通过在合同规定的交付日前交付符合合同的货物来进行补救，不管不符合合同是否造成根本违约。如果卖方提供的补救是在合同上规定的交付日期以后，只要它没有“造成不合理的迟延”，也没有“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则仍是允许的。因此，关于卖方补救的问题，公约条款的要旨是让当事人在解决交货最后期限和货物质量纠纷时进行合作，而不是鼓励买方轻易的就宣告合同无效。
（四）未违约方宣告合同无效后计算损害赔偿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75条和第76条规定了当事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计算损害赔偿的基本方法法，是对第74条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一般原则的具体应用。第75条规定了具体的赔偿方法，其赔偿建立在守约方所受实际损失的基础上；第76条规定的是抽象的赔偿方法，其赔偿建立在预计的市场价格损失的基础之上。
第75条的难点在于对“合理时间”、“合理方式”的理解。“合理时间”的长短应视替代交易是否可能发生、是否有利于减轻损失来确定，当货物价格下跌时，未违约的卖方应尽可能早的转售货物，当货物价格上升时，未违约的买方应尽可能早的购进货物。对于何为“合理方式”，则应联系一些具体的因素来确定，如购买或销售这种货物的常用方式，货物所在地的市场供求状况及地理位置、价格状况等等。本条规定中虽不要求参照时价，但若遇合同双方就受害方另行购买（或转卖）的方式是否合理发生争执时，时价仍是一个参照标准。如果替代交易没有满足以上两个标准，则应认为替代交易不成立，改按第76条规则计算赔偿额。“如果转售或补进货物不是以合理方式并且在合同宣告无效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进行的，损害赔偿按照仿佛替代交易没有发生那样计算，因此，可诉诸第76条规定，或者在可行时依据第74条计算。”
理解第76条的关键是确定“何时”及“何地”的时价。第1款中对“何时”的时价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宣告合同无效之时，即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之时（第26条）；二是接收货物之时，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应该注意，“接收货物”的一方不限于买方，也包括卖方。当买方收到货物后不正当的拒收它，货物反过来又归卖方处理，即产生了卖方从买方那里“接收货物”，若卖方欲向买方行使索赔权而又没有转卖货物，则应取得合同价格与他接收货物时的时价之间的差额。
第2款规定了“何地”的时价，即时价指“原应交付的货物地点的现行价格”。“交货地点“应参照第31条来理解。如果交货地点不在要求损害赔偿的一方所在地，则对其调查取证时价就有可能造成不便。此时，要求损害赔偿方可选择按第75条进行替代交易的方法避免适用第76条。
当然，有些货物可能比较独特或为买方专门订做，因而找不到可以作为参照的市场价格；也可能由于某些货物的价格比较稳定，其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之间没有形成差价。此时，第74条将替代第75、76条而适用以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三、 小结
公约设立了宣告合同无效制度，这无疑完善了对守约方的救济，但由于它也可能对违约
方过于苛刻，因而受到许多限制，以维护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实践中，宣告合同无效方往往不注意履行公约中规定的程序或没有完全满足公约中规定的条件，以至于造成不正当行使这一权利的情况。由此可见，通过联系公约上下文并且结合公约的一般原则及精神，才能正确把握并运用宣告合同无效制度。


参考文献：
产品侵权责任案件实务问题探讨

肖世祥


　　产品侵权责任案件在实践中占有相当比例。尽管民法通则及意见，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及侵权责任法作了相应规定，但实践中仍有很多问题，如：产品范围、何为缺陷、如何证明缺陷等众说纷纭，把握尺度不一，处理方式各异，需要逐一厘清。
一、相关法律规范表述冲突及处理
　　民法通则之122之条：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
民通意见之153条：消费者，用户因为使用质量不合格产品，造成本人或者第三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制造者或销售者要求赔偿。
　　产品质量法之41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之41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上述各法条中，关于致害产品，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使用了“质量不合格”概念，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使用了“缺陷”概念。民通及意见没有对两个法律概念作出解释，相反产品质量法却对两个概念作出了解释。产品质量法之46条：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而该法26条对产品质量的解释是：(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标准。（二）具有产品应当具有的使用性能，但对产品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三）符合在产品或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显然质量不合格范围要宽于“缺陷”的范围，各自内涵与外延有所不同：质量不合格相对宽泛，缺陷相对窄狭。但侵权责任法条文中“缺陷”能否等同产品质量法中“缺陷”？笔者认为可以等同，因为侵权责任法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解释。民事案由规定之第136项将该类案由表述为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质量不合格与缺陷是否能作同义解释？梁慧星教授在民法解释学一书中称产品质量法在此点上存在漏洞,是表述欠当。其理解为使用“质量不合格”概念更合适。
　　美国侵权法产品责任编，使用的是产品缺陷一词，但缺陷的解释则含义更广，接近于我国产品质量法“质量不合格”。欧盟方面的产品责任，亦使用缺陷一词，意为“产品不能提供对人身或财产所期待之安全时，视为具有缺陷。日本法称缺陷系指制造物在通常可得预见使用之际，对生命、身体、财产产生不当危险之制造物缺陷。含义近似于“质量不合格”概念。
　　在司法实践中对缺陷的概念多作扩充解释，多是按“质量不合格”认定，实际上把缺陷等同于质量不合格。鉴于民事案由的规定早于侵权责任法出台，出现表述差异是正常的。笔者认为应就缺陷与产品质量不合格含义范围作统一规范解释，建议作同义语对待，具体内函应以“产品质量不合格”内涵为准，表述时为简略见使用“缺陷”一词。以免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时不统一现象。
　　从前述两个概念内函看，产品缺陷包括设计缺陷，制造缺陷和警告缺陷。如90年代曾流行的家用电源稳压器，就被证明是设计缺陷，从设计上看根本无法达到稳压目的。又如某空调不能制冷，经查是生产过程中一个关键零件没安装，就是制造缺陷。在说明书及包装上故意误导消费者、使用者 ，不告知正常操作办法，隐瞒缺陷而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就是警告缺陷。
　　但对于烟酒一类产品，过量使用本身就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其未列健康警示标识，实践中不认为是警示缺陷。如王英诉富平春酒厂产品标识上无健康警示标志赔偿一案，法院认为该产品标签符合（GB—10344—89）《饮料酒标签标准》的要求，产品指示上不存在缺陷，可认定产品质量合格，从而驳回原告诉请。但国外有判例支持烟民长期吸烟致癌而起诉烟草公司的诉请。
　　实践中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有两个标准:可分为一般标准和法定标准（技术标准）。一般标准是指存在不合理危险标准，法定标准指产品不符合法定安全标准。所以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国家行业标准的安全、卫生要求的, 可以认定存在缺陷，产品不符合社会普遍公认的安全性，也视为产品存在缺陷。
二、产品的范围。
　　讨论产品范围的意义在于：如属产品，由于存在缺陷发生损害，则适用严格责任.如不能认定为产品，则只能适用一般侵权的归责任原则或其他归责原则，对受害人权益保护程度显然不同。
　　美国、欧盟与我国在产品范围界定上各有不同。美国界定概念是：产品是经过商业性销售以及供消费者使用的有形动产，其他种类如不动产和电、当有形动产的销售及使用足够类似而适用本法所述规则显得适当时，也是产品。服务不是产品，血液及人体组织器官不是产品，旧货、食品、药品、零件均是产品。欧盟则仅指动产而言,除工业产品外,尚包括手工业品及农产品在内,加工与否,在所不问。日本则指被置于流通过程中一切物品而言,其是否为完成品或自然产品,均非所问。
　　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界定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同时又规定：建设工程不属于产品范围，但建设工程使用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则是产品范围。
　　界定一种商品是否是产品，在思维上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不属于产品质量法而属于其他法如药品法种子法调整范围的物，依然可能为民法意义上的产品，因为产品其根本特点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其它法律之所以单独调整，是出于划分行政机关职能，规范生产销售行为所需，并不一定说明他们不是产品。欧盟、美国、德国均明确将食品药品列为产品范围，我国多数人亦认为三鹿奶粉事件为产品质量损害案，亦说明上述观点合理性。
　　界定产品，是否需要考虑该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过程均具备合法性值得探讨。笔者认为不必强调该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过程具有合法性。这些环节行为是否合法，由各相应行政法调整。生产者 、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行政或刑事责任。其产品，哪怕是假冒、仿制（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传销，因其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发生损害，应当归入产品责任框架调整。相当多的问题烟花鞭炮致人伤害案，均属此列。如肖威诉陈红制售鞭炮赔偿案，法院认定该鞭炮为三无产品，质量不合格，故应依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担责。
　　法律禁止流通物不能确定为产品：如毒品。限制流通物，消费者、使用者非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亦不宜于界定为产品。如杜冷丁等能镇痛，但亦成隐的药物，使用者通过虚报病情，强迫医生开出，发生损害显然不能认定为产品责任。
　　在我国农副产品一般不属产品范围，但实践中对种子亦有认定为产品的判例.最高院编选的100例侵权案例选1993年第1期席春林等村民诉滑家当镇购销种子损害赔偿纠纷案，就将种子认定为产品。理由是：初级农产品，一般未经过加工制作，不属于产品，而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制作的产品就不再是农产品，而是工业产品。专门作为良种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的种子应当认定为产品，因其生产加工过程具有严格要求，其储存、运输也有特殊要求，其生产者的利润高于用于普通的农产品。将种子认定为产品，笔者认为是正确的。
　　旧货在我国能否界定为产品，也值得探究。国家许可设立的旧货市场，购销两方均知旧销旧购旧。从设立旧货市场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物尽其用，节约资源，平衡各阶层需求所致。旧货多是已过保质期或淘汰产品，或市场上已有数代后的新一代产品替代，其存在潜在对人身，财产危险性明显高于新产品，消费者知旧购旧，已知风险高于新产品，发生损害，亦不能一概实行产品责任进行调整。否则不能起到鼓励旧货市场交易制度。故对旧货一般不宜界定为产品。但未过保质期的旧货应当认定为产品。作这样区分目的是防止厂家将存在缺陷产品视为旧货投入流通而逃避相应责任。值得说明的是：美国侵权法则界定旧货为产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原则。
　　零件半成品不宜界定为产品。单个零件半成品不具有产品性能，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实现一定功能。如一台汽车有数万个零件组成，使用者不知各自产家，但只知道汽车生产商或销售商。生产商是零件的组合完成者，零件经过组合成汽车，汽车就是一种产品。任何一个零件缺陷导致损害，应当认定汽车存在缺陷而导致损害。
　　原有的产品经过改制、改造，而具有新的功能，应当认定为另一产品，改制者为生产者。有案例：周某诉浙江嘉兴燃气公司产品缺陷损害赔偿案中，燃气公司自行改造燃气灶，使之由过去烧液化气改为可烧管道气。燃气公司改造过程，就是形成一个新的产品过程。因此，法院认定改制改造者为生产者，改造后的灶具为产品，其损害属于产品责任框架调整范畴。
三、产品生产者的界定
　　产品制造者一般据产品标识界定，比较直观。但产品上商标所有人或生产许可者是否可认定为制造者，值得探讨。
　　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的“产品制造者”与《产品质量法》上的“生产者”在理解上应当其有相同的涵义。但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产品质量法》对产品“制造者”或“生产者”都没有明确界定其内函。这种立法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立法以及一些国际公约的规定有很大不同，他们都有明确规定。如德国规定在制造物上附以商标，其他标章、商号或其他表示自己名称为业，而使之流通者为产品制造者。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中规定的产品生产者的范围非常宽泛，既包括产品的最终生产者，也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者，以及任何将其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其他识别特征用于产品之上表明其为产品生产者的人。《关于造成人身伤害与死亡的产品责任的欧洲公约》也规定，“任何使自己的名字、商标或其他识别特征体现在产品上而将其作为自己产品出示者，均应视为本公约所指的生产者。……”美国产品责任案件，更是实行长臂管辖原则，无论子公司或分公司，还是总公司，包括中间商乃至零部件制造商，均可纳入生产者范筹，而列为产品责任案件的被告。
　　我国立法上产品生产者的涵义不明确，实践中对生产者的涵义理解过窄，通常将产品的生产者理解为产品的直接制造者。在诉讼中一概排除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作为被告的情形，也就排除了这些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这种做法既可能对案件事实的查明造成消极影响，也不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产品生产者的继续理解过窄，势必会使我国的消费者在权益保护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因此，明确产品生产者的涵义是非常必要的。
　　如荆其廉张新荣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海外分公司汽车缺陷损害纠纷案，审理法院专此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7月11日下发的《批复》中，对产品生产者的涵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该批复明确将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以及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等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明其为产品生产者的人纳入产品生产者的范畴。这一《批复》对于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加强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举证责任
　　这是产品责任案件需要解决的关健法律问题。法律对该类案件作了举证责任分配：即产品生产者需证明三项免责事由。但没有对原告方的举证责任作出非常具体规定。笔者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论证试图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待证事项
　　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是：过错的存在，损害的发生，过错与损害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依照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产品责任是一种典型的严格责任。其构成要件为：缺陷存在，损害的发生，存在的缺陷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与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相比；缺陷替代了过错，其余部分相同。具体案件法律关系中要查明的法律事实，即待证事项。在产品责任中，笔者认为依构成要件而产生的需要证明的法律事实与待证事项是相同的。即缺陷存在，损害之发生，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的缺失导致构成要件的缺失或无法证成，其后果是诉请法律关系不成立。但是待证事项本身未表明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源于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举证责任分配目前有三种方式：1、民诉法原则规定：谁举张谁举证；2、法律具体规定；3、法官根据案件情况，适当分配。如张某诉某燃气热水器有限公司赔偿案中，原告用技术监督部门的检测报告证明产品的缺陷——一种直排式烟道，不符合国家标准来证明产品存在的缺陷。用法医报告以及环境检测报告证明受害人系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来证明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法院审理认为，该产品责任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请。
第二、产品缺陷的证明
　　在我国，产品责任中举证责任原则上未发生根本性变动。原告要证明1、产品缺陷之存在；2、损害发生事实；3、损害系产品缺陷造成的（即因果关系）。而无须证明被告有过错，举证责任并没有发生倒置。具体案情千差万别，但是要原告完成全面的举证责任很困难。下面分类讨论关于缺陷以及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因果关系损害事实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往往就缺陷举证责任的争议很大。这是个难点，如何处理，我们从具体案例中寻找答案。
　　最高院编选的100个侵权案例中的陈梅金、 梅德鑫诉日本三菱汽车工业株式会社损害赔偿案中，原告使用交警勘验笔录、事故认定书等证据证实汽车在正常行使下挡风玻璃突然炸裂，进而证明汽车存在缺陷事实。笔者认为，汽车挡风玻璃均存在着爆裂的危险（即缺陷），这种缺陷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就产品性能而言汽车挡风玻璃是不能在行驶中爆裂的。而客观事实是爆裂了的，即潜在危险爆发了，实现了，现实化了。因此，笔者理解为原告证明缺陷的具体表现形式就完成了对产品缺陷的举证责任。
　　要原告证明法定标准式的缺陷是件困难的事，因使用者或受害者在产品知识上缺乏而无法完成。如按缺陷的一般标准考虑：任何产品都应能正常使用，而不致于在使用时自毁自灭甚至伤及人身，这是产品应具有正常功能，如彩电、冰箱、插座、汽车等在使用时是不能爆炸起火的，也不能带电伤人。而如发生这样的情形，则产品显然存在缺陷。因此，如受害人能证明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自毁、自灭、伤人毁物情形存在，即是证成了产品存在缺陷。那么被告要证明为什么会爆裂，即是内在质量原因还是其他外在原因造成爆裂。不能证明，则因举证不能，而认定存在质量原因——缺陷。
　　但问题又产生了，如果证明该产品符合法定标准，是不是意味着产品不存在缺陷呢？笔者认为不能。符合法定标准，仍然要满足一般安全标准。如张廷杰诉丰田汽车公司产品责任一案，终审判决就是采纳这一观点的[（1996）海民初字第3216号判决书]
第三、举证责任转换
　　有观点认为上述案例中原告的举证仅为缺陷的表面证据（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尚不能完全证实产品存在缺陷，因为没有排除其他原因造成损害的可能。笔者认为这是对的。如果被告能证明是其它原因造成的，则不能认定产品存在缺陷；如果被告不能证明是其他外在原因造成，则因举证不能，而认定存在质量问题。此时，就出现了因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而导致举证责任转换。被告仅仅抗辩或发表质质证意见是不足以推翻原告证明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生产者承担了产品不具缺陷的举证责任。实践中亦有法院主动进行举证责任适当分配的判例，给生产者赋予一种义务和证明机会。否则会导致所有产品都有缺陷的错误命题，无限制的加大生产者责任。
　　外国法院对上述问题亦有相同经验可供借鉴。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在《商品制造人责任》一文中认为，如何克服产品缺陷的举证责任问题：判例有的采用表面证据，亦有采用事实说明原因之法则。德国联邦法院利用举证转换之技术，解决商品制造人责任之难题，具体内容是制造人需证明商品并无缺陷事实，如肇事损害原因不能澄清，后果应由制造人承担。
第四、因果关系的证明。
　　因果关系的证明，在缺陷损害事实比较明了情况下，诉讼双方争议很大。这是有些产品责任案件不同于一般侵权案件之处。如啤酒瓶爆炸伤人案，无须就因果关系进行单独举证，比较直观。有些产品责任案件，因果关系不十分明了，如中毒，就需要举证。但是，由原告证明也是件困难的事，个中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思路也是从案例中寻找。
　　胡爱苗诉上海黄海制药厂赔偿案中，原告服用了被告生产的药物，但包装上删除了有皮疹等20项不良反映之内容。原告不知，继续服用，产品严重后果。该案中药品说明书删除20项不良反映的事实被告承认，关于损害的事实也明了。原告用医疗诊断书证明不良反映--皮疹产生原因（即因果关系）。法院采信，并驳回被告关于因果关系部分的抗辩理由：认为被告应就不具因果关系抗辩事由进行举证，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而认定原告关于因果关系举证成立。
　　笔者认为这个案例中法院亦使用了举证转换技术，原告仅提出因果关系表面证据即可，要被告就不具因果关系进行举证，类似于上述缺陷部分的论述结论。这一点上，类似医疗损害案中院方举证责任，不过后者是法定倒置的举证责任，而该案适用举证责任转换技术亦达到殊途同归之效果，说明笔者观点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