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1997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第二十一条增加第二款：“擅自拆除、改建、迁移文物建筑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恢复原状，对文物造成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二、删去第四章中的第二十五条。
三、第二十六条增加第三款：“擅自变更文物建筑使用性质或者使用权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侵害行为，对因使用不当造成文物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四、第二十七条增加第二款：“对使用的文物建筑不进行保养或者维修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维修造成文物建筑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责令停止继续使用，限期搬迁。”
五、第三十条增加第三款：“未经批准进行考古勘探或者发掘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勘探、发掘，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非法发掘的文物，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暂扣、封存，并应当在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六、第七章增加一条：“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暂扣、封存有关文物，并应当在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七、删去第九章。
八、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修改为：“未经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侵害行为，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或者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按照《北
京市城市建设规划条例》予以处罚。”
九、将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删去。
十、第五十一条第五项修改为：“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擅自移动、拆除、污损、破坏文物保护标志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十一、第五十一条第八项修改为：“发现出土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获得的文物。”
十二、第五十一条第九项修改为：“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罚款。”
十三、第五十一条第十项修改为：“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以罚款，并可以没收其文物或者非法所得。”
十四、第五十一条增加三项：第一项为“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予以制止，可以处以罚款。”第二项为：“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会同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检查认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或者没收其非法经营的文物。”第三项为“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追回出售、赠送的文物
，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十五、将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条规定罚款的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六、第五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对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保护文物的保护应当立即执行。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由做出处
理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款、项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后，重新公布。

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1987年6月23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0月16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和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古树名木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地下、水域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组织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
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所有权变更时，须向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
第六条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文物局）是本市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主管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在市文物局的指导下，负责本区、县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园林、宗教、房管、教育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机关，在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下，对其所属的使用文物的单位加强管理，依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第八条 依照《文物保护法》核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区别情况设立专门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人员，在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指导下，负责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遴选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成立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协助市人民政府研究和审议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三章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
第十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市、区、县财政预算。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文物保护和修缮。
第十二条 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三条 鼓励国内外团体和个人自愿捐资发展文物事业。
第十四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十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市文物局提出，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报国务院备案。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经市文物局同意，区、县人民政府核定公布，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六条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必须征得市文物局的同意，经原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保护价值待定的文物古迹，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公布为文物暂保单位，视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
文物暂保单位公布后两年内，必须完成对它的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公布撤销。逾期不公布，暂保单位自然撤销。
第十八条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文物暂保单位的文物古迹，市文物局在必要时可要求有关单位采取措施予以保护，并及时会同市有关单位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九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当依法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并根据实际需要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市文物局会同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划定，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会同区、县规划管理机关划定，经市文物局和市规划局同意，由区、县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第二十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市、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作出保护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拆除、污损、破坏文物保护标志。
第二十一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改变文物原状，不得损毁、改建、拆除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物，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不得在建筑物内及其附近存放易燃、易爆及其他危及文物安全的物品。
擅自拆除、改建、迁移文物建筑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恢复原状，对文物造成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保护范围内已有的非文物建筑，应当区别情况予以整治或者逐步拆除。
第二十二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兴建新建筑和构筑物，必须符合建设控制要求，建筑高度、体量、色调、风格都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对不符合建设控制要求的建筑，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和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改建或者拆除。
第二十三条 在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因特殊需要进行建设工程以及在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必须经相应级别的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后，报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批准。重大建设工程还需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和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文物行政管理
机关同意。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必须经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同意。
经批准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的文物保护要求制定保护措施，列入设计任务书。
第二十四条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或者拆除的，应当依照《文物保护法》履行报批手续。
经批准迁移或者拆除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当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照像、测绘，保留必要的图纸、资料之后，始得施工。拆除的构件和材料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统一调配使用。
迁移和拆除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
第二十五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在不改变原状、不危害文物安全的原则下，分级分类，合理利用。
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性质及使用权的变更，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
擅自变更文物建筑使用性质或者使用权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侵害行为，对因使用不当造成文物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 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文物建筑的保养和维修。
对使用的文物建筑不进行保养或者维修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维修造成文物建筑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责令停止继续使用，限期搬迁。
第二十七条 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古建筑消防管理的规定，加强一切火源、电源的管理，配备必要的灭火设备。在重点要害部位，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自动报警和灭火装置。
第二十八条 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有损文物建筑安全或者有碍开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或者搬迁。整治、搬迁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承担。

第五章 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考古发掘，必须依照《文物保护法》履行报批手续。
本市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由市文物局指定的专业考古队进行。
未经批准进行考古勘探或者发掘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勘探、发掘，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非法发掘的文物，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暂扣、封存，并应当在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挖掘地下埋藏的文物。
第三十一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在文物较密集地区内进行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会同市文物局在工程范围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文物的调查或者勘探工作。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应当共同商定处理办法。遇有重要发现，由市文物局报告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
在发现重要文物的地区，市文物局可会同市规划局划定禁止建设区。
第三十二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应当事先履行报批手续。确因建设工期紧迫或者有自然破坏的危险，急需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进行抢救的，可由市文物局组织专业考古队进行发掘，并同时补办批准手续。
第三十三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文物勘探、考古发掘的，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或者报上级计划部门解决。
第三十四条 在基本建设工程和其他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古墓葬、古遗址和其他文物，必须对现场加以保护，并立即报告所在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遇有重要发现，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及时报市文物局。
第三十五条 考古发掘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程进行，并接受市文物局监督检查。发掘结束后，发掘单位应当及时向市文物局提出工作报告。
第三十六条 发出出土文物不得隐匿不报，不得据为己有。
出土文物不得买卖和私相授受。
在考古发掘和随工清理中出土的文物，除由市文物局批准交给科研单位进行研究的以外，由发掘出土地点所在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指定单位保管。对于出土的珍贵文物，当地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由市文物局指定单位妥善予以保管。
市文物局在必要时可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调用本市的出土文物。

第六章 馆藏文物
第三十七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对收藏的文物应当向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应当区分文物等级，建立藏品档案，设立专门的保管机构或者配备专职保管人员。文物库房及保管设备要符合保护文物的要求。
市文物局负责建立全市馆世故文物的一、二级藏品档案。
第三十八条 市文物局应当成立由有关专家组成的文物鉴定委员会，负责馆藏文物的鉴定工作。
第三十九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
本市所属单位保管的国家二、三级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须经市文物局批准。国家一级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由市文物局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批准。
无馆藏价值文物的处理须报请市文物局批准。
第四十条 本市所属单位保管的国家二、三级文物藏品到外省、市、自治区展览，必须经市文物局批准；国家一级文物藏品，必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章 流散文物
第四十一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出售时，由市文物局指定的单位收购，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第四十二条 除经市文物局批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营业执照的单位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营文物。
第四十三条 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暂扣、封存有关文物，并应当在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四条 司法、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没收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并在结案后6个月内全部移交给市文物局。
第四十五条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品回收部门应当与市文物局指定的文物部门共同负责拣选出掺杂在金属器皿和废旧物资中的文物。拣选出的文物除供银行研究所必需的历史货币可由银行留用外，其余移交市文物局处理。移交的文物应当合理作价。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将拣选出的文物据为己有或者私相赠送。

第八章 文物出境
第四十六条 只允许在国内销售的文物和珍贵文物不得出口。文物出口和个人携带文物出境，必须经市文物局的专门文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向海关申报。
第四十七条 馆藏文物出国展览，必须经市文物局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同意。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八条 对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未经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侵害行为，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或者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按照《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条例》予
以处罚；
（二）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予以制止，可以处以罚款；
（三）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擅自移动、拆除、污损、破坏文物保护标志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四）发现出土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获得的文物；
（五）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罚款；
（六）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会同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检查认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或者没收其非法经营的文物；
（七）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以罚款，并可以没收其文物或者非法所得；
（八）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追回出售、赠送的文物，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本条规定罚款的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 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本条例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各级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严格执法。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监守自盗的，依法严肃处理。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对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保护文物的保护应当立即执行。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由做出处理决定的机关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十三条 司法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对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处罚，需要对文物进行鉴定时，可以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承担。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文物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1年11月10日公布施行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即行废止。



1997年10月30日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光山县人民法院 冷宝阳


传媒即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监督也即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传媒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传媒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不容忽视。在此，本文试对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
（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
（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
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
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
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
（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
（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
（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
（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
（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
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
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
（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
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
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
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
3、加强传媒监督的专业化建设。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同时编审机构应聘请法律专家对司法报道把好政策法律关。
4、建立不当监督处罚制度。传媒可以监督司法活动，然而，当前在我国却缺乏对传媒不当监督的有效处罚机制。因此，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由于媒体报道失误而损害司法公正的，轻者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重者则承担刑事责任，如诽谤罪或增设藐视法庭罪等。同时新闻行政主管机关还可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