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

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



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政府


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周口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周政[ 2008 ] 3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周口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周口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房屋安全管理，保障房屋居住和使用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城市(含建制镇)范围内已建成交付使用一年以上的各类房屋(含构筑物，下同)。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均应遵守本办法，协助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房屋安全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安全管理是指为确保房屋安全正常使用，对建筑物及附属物进行安全检查、鉴定和对危险房屋进行综合治理等的管理活动。


房屋安全检查是指对房屋的主体结构、装饰装修和附属设施的安全可靠程度进行查勘。


房屋安全鉴定是指对房屋的完好与损坏程度和使用状况进行鉴别、评定。


危险房屋防治是指对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进行鉴定、治理等的一系列活动。


第四条　房屋安全管理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　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周口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房屋安全管理。


各县（市、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市房屋（含建制镇）的安全管理工作。


建设、规划、公共事业、安全生产监督、公安、教育、文化、消防、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房屋安全工作。


房屋所有人的主管部门或者单位以及房屋的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共同作好房屋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　安全管理


第六条　房屋使用人应当按照房屋设计的结构和用途合理使用房屋，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使用性质、结构，不得拒绝、阻挠对房屋的维修和安全检查。


第七条　房屋使用过程中，禁止下列危害房屋结构安全的行为：


（一） 拆除、破坏承重墙体、梁、板、墩、柱等结构的；


（二） 在楼板或者阳台板面等主体承重构件上超过设计标准增大荷载的；


（三） 破坏或挖掘地下基础的；


（四） 安装设施和设备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


（五）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危害房屋结构安全的行为；


第八条　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每年应对其使用的房屋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并建立房屋安全档案，发现危险情况应及时向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提出房屋安全鉴定申请。


第九条　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需改变原房屋使用性质，明显加大房屋荷载的，必须按设计部门出具的增荷设计方案实施，并必须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房屋安全鉴定。


第十条　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下列行为：


(一)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二)将没有防水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三)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的砖、混凝土墙体；(四)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降低节能效果；(五)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第十一条　公共场所用房(车站、宾馆、饭店、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场、交易场所、礼堂、文化娱乐场所、体育场所等)自投入使用起，每5年必须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一次房屋安全鉴定。


第十二条　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发生后，危及房屋安全的，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及时向鉴定机构委托安全鉴定。


第十三条　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房屋安全管理部门应督促房屋所有人及时加固或修缮治理危险房屋，拒不按照处理意见修缮治理，或使用人有阻碍行为的，房屋安全主管部门有权指定部门代修，或采取其它强制措施，发生的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十四条　异产毗连危险房屋的各所有人，应按照国家关于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共同承担治理责任。


第十五条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直接利害关系人，发现房屋有险情或对房屋安全有疑问的，可以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有危险症状的房屋，必须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第十六条　达到或超过房屋设计使用年限尚需继续使用的房屋，必须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做出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报房屋安全管理部门同意方可继续使用。


第十七条　经鉴定确认为危险房屋的，不得出租或从事经营性活动。


第十八条　物业管理企业在所管辖区域内，对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影响房屋安全的行为，应及时予以制止，并报告房屋安全管理部门。


第三章　安全鉴定


第十九条　市、县（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城市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并统一启用“房屋安全鉴定专用章”。


第二十条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具体负责本辖区房屋安全鉴定工作；(二)接受房屋安全鉴定委托，从事房屋安全鉴定业务；(三)负责承办房屋安全纠纷的技术鉴定；(四)负责发放危房通知书，受委托对加固改造房屋进行鉴定；(五)参与房屋损毁事故的调查处理和抢险救灾；(六)受委托对遭受灾害侵害的房屋损坏程度及其安全性能进行鉴定；（七）承办第十一条规定和房屋安全管理部门安排的其它例行安全鉴定。


第二十一条　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时，须有两名以上鉴定人员参加。特殊复杂的鉴定项目，鉴定机构可聘请有关专家或部门参与鉴定。


第二十二条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必须具备5年以上建筑设计或施工经验，有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并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岗位培训，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岗位证书》方可上岗。　


第二十三条　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需要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一)《房屋安全鉴定申请书》及申请人身份证明；(二)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租赁协议；受托管理他人房屋的，受托人须提交授权委托书或房屋产权人出据的书面证明；(三)房屋地质、设计、施工、竣工、修缮、装饰装修、改建、加层等有关技术档案资料；(四)房屋安全鉴定所需要的其它资料。


当事人无法提供前款第(三)项资料档案的，由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现场查勘、测试。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自接到房屋安全鉴定委托书之日起5日内答复委托人是否予以鉴定。


倒塌的房屋，因特殊情况确需进行技术分析的，鉴定机构应受理鉴定。


第二十四条　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应遵守下列程序：


(一)受理申请；(二)初始调查，摸清房屋的历史、建筑物环境，搜集有关技术资料；(三)现场查勘、测试，记录房屋的各种破损数据和状况，并绘制草图及拍照；(四)整理技术资料，进行检测验算；(五)全面分析，论证定性，综合判断，作出鉴定报告，提出处理建议；(六)签发鉴定报告。


第二十五条　房屋经现场鉴定后，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在15日内出具鉴定报告。特殊结构、难度较大的一般不超过30日。


第二十六条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鉴定人员签字并注明职称和岗位证书编号；(二)鉴定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鉴定机构公章；(三)加盖“房屋安全鉴定专用章”。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应当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支付房屋安全鉴定费。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房屋安全鉴定费由房屋所有人承担；经鉴定为非危险房屋的，由申请人承担。


第二十八条　经鉴定属危险房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必须及时发出危险房屋通知书；属于非危险房屋的，应在鉴定报告上注明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有效时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第二十九条　被鉴定为危险房屋的，应分为以下四类进行处理：(一)观察使用。适用于采取适当安全措施后尚能短期使用，但需要继续观察的房屋；(二)处理使用。适用于采取加固措施后，可解除危险的房屋；(三)停止使用。适用于已无修缮价值，暂时不便拆除，又不危及相邻建筑和影响他人安全的房屋；(四)整体拆除。适用于整幢危险且已无修缮价值，需要立即拆除的房屋。


第三十条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是房屋安全鉴定的技术依据和申请办理危房改造、维修、加固及房屋安全纠纷处理的合法依据。


非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以及无资格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资料无效。


第三十一条　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之日起20日内，报请市房屋安全主管部门另行指派鉴定机构重新鉴定，重新鉴定应另缴鉴定费。


第三十二条　房屋安全鉴定参照标准：执行建设部颁发的《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99)和《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1999)；评定房屋完损等级执行建设部颁发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对工业建筑鉴定执行国家《工业厂房可靠性鉴定标准》；对公共建筑、高层建筑及文物保护建筑的鉴定还应参照有关专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管理部门人员以及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故意将非危险房屋鉴定为危险房屋的；(二)因过失将危险房屋鉴定为非危险房屋，并在有效责任时限内发生事故的；(三)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委托、拖延鉴定时间造成事故和不良后果的；(四)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滥用职权的。


第三十四条　房屋所有人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他人损失的，应承担排除危险、赔偿损失的责任：(一)发现房屋损坏不及时维修，有险不查的；(二)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危险房屋而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危险，给他人造成危害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损失的，行为人、使用人应承担排除危险、赔偿损失的责任：(一)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擅自改变房屋结构、构件、设备和使用性质，任意拆墙打洞或对房屋使用不当的；(二)房屋使用人阻碍房屋所有人对危险房屋采取解危措施的；(三)行为人在房屋附近施工、堆物或碰撞，危及房屋安全而导致事故的。


第三十六条　异产毗连或共有房屋,经房屋鉴定机构鉴定为危险房屋或已查出险情，一方提出防范解危措施，另一方拒绝或拖延而导致事故的，由拒绝或拖延方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实施禁止行为危害房屋结构安全的，责令其停止施工，恢复原状，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擅自施工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由室内装修装饰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施工，恢复原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规定不经安全鉴定、擅自投入使用的，房地产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房屋交易和房屋所有权证，属于商业用房、文体娱乐用房责令其停业，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并处以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造成他人生命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拒绝、阻碍、刁难房地产安全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以暴力、威胁办法阻碍执行公务，已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办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