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案，一个不公正的司法判决
尹振国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遇到受害人王家飞(殁年18岁)及其弟王家红(殁年3岁)，李昌奎以两家的纠纷为由同王家飞发生争吵抓打，抓打过程中李昌奎将王家飞裤裆撕烂，并在王家厨房门口将王掐晕后实施强奸。王家飞在遭到李昌奎的强暴后被其使用锄头敲打致死，并随后被拖至内屋，懵然不懂年仅三岁的王家红被李昌奎倒提摔死在铁门门方，并随后将姐弟二人用绳子把脖子勒紧，李昌奎在制造血案之后逃离现场。经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内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李昌奎在出逃4天后投案自首。受害人家属称，李昌奎的家属虽经乡村两级干部多次做工作，但始终以各种理由借口不拿钱对受害人予以安葬，最终由茂租乡及鹦哥村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责令公开变卖相关物品，受害者家属才得到21838元安葬费。
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王廷礼、陈礼金经济损失3万元。
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失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在家属之间引起轩然大波，目前受害人家属已经向相关部门正式提出不服判决，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终审判决，依法再审判处执行李昌奎死刑的申请。
此案经媒体报道，民众哗然。
与此前轰动全国的药家鑫案相比，本案罪犯李昌奎的罪行比药家鑫大得多，前者强奸一人、杀害两人，后者杀害一人，同样有自首情节，前者是潜逃数天后，走投无路而自首，后者是在父母陪同下自首，前者被判死缓，而后者被判死刑（已被执行死刑）。药家鑫若泉下有知，肯定会大呼不公、大呼冤枉。
罪行（包括法益侵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量刑的唯一因素，同一国家，不同法院，何以轻罪重罚，重罪轻罚？何以司法尺度不统一？
“法外无罪，法外无刑”，定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就是刑法。现行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纵观此案，本案罪犯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连杀两人，连年仅3岁的小孩也不放过，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人身危险性极大。在死刑还没有在我国被废止之前，犯此种罪行的人不被判处死刑，何人能被判死刑？此可忍，孰不可忍？
云南省高院改判死缓的理由是含糊的“量刑过重”，其改判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六十七条。但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2日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从本案的案情看，犯罪李昌奎罪行特别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虽然具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应从宽处罚。法院量刑应当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罚当其罪，否则，就会失之公正。
刑法的任务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犯罪特别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是对法益的严重侵犯，是依法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刑法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不仅包括保护犯罪人的人权，还包括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一个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判决，不仅是对司法权威的严重损害，而且是对被害人人权的严重侵犯。如果为了保护所谓的犯罪人的“人权”，罔顾社会法益的保护，罔顾被害人权益的保护，那是司法的悲哀，社会的悲剧。
设立自首制度的初衷是鼓励犯罪分子积极投案，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及时侦破各类刑事案件，从而节约司法资源，对各类犯罪都具有普遍适用意义，是我国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但自首制度却有漏洞，很多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借此逃脱应有的惩罚。与鼓励犯罪分子积极投案、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相比，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公平正义，维护法律权威则更有意义。提高侦查水平和技术，对确有悔改表现，罪行非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从轻、减轻，则能达到自首制度设立的功效。
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来看，云南省高院的改判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对此案的终审判决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
法官最重要的品行是讲良心，我们不知道云南省高院的法官和审委会委员有没有扪心自问——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吗？我有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判案？
动物学家研究表明，猴子有很强的公正感，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它们就会发泄情绪。猴子如此，人更如此。公正是人的需要和追求。一个普通民众都感到不公正的判决肯定是违背常识常情常理的判决。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法律失去公正，则是僵死的躯壳，是暴政的帮凶。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不公正的立法危害更烈，后者只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则是污染了水源。”
依法该死的不死，司法谈何公正？？
法律必须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必须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民意汹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正确的态度是了解民意，正确引导舆论，集中民智。
“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民众监督的司法权会导致滥用，制造暴政。终审判决后，民众对判决的议论没有干扰法官的审判，不是民粹主义，不是“媒体审判”，不是舆论影响司法，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具体表现。
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司法权是弱小的。司法权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和理解，恐怕会更加弱小。司法权弱小，法院、法官的地位恐怕仍然低下。
一个不公正的司法毁掉的不仅是一个法院、以为法官，而且是法律的权威，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我国的司法有显著的大陆法系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是法律的守夜人，法官只有依法审判的自由，没有造法的自由。任何超越法律的自由都是不能容忍的，超越法律作出的判决必定是非法的。
法，平如水。律，一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能为特殊者弯曲。在法律面前，药家鑫和李昌奎应该平等！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有法制并不一定有法治。法治是良法之治，良法得不到执行，就会成为废纸一张。在法治建设初级阶段，法律规定得不到落实，因人废法，因事废法，因言废法，法治社会只能是镜花水月。
死刑存废从来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一些国家在废止死刑后又恢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刑不能遏制严重犯罪。死刑在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已经存在了。中国的“杀人偿命”的死刑观念是朴素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人性基础，不可忽视。死刑存废，学者分两派，观点鲜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死刑不仅仅是各法律问题，其必须从历史、宗教、国民意识等角度来考察。从现实从发，中国现阶段保留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如果死刑不适用诸如李昌奎这样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还能适用于谁？死刑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以人为本从来不是抽象的，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和谐社会是对个体生命、权利的尊重。以建构和谐社会之名，以曲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名，行损害弱者权益、被害者利益之实，无论如何都不可原谅。
不管你喜不喜欢，死刑条款，它都规定在那里。主张现在废止死刑的是那些没有受过犯罪侵害的人，不了解受害人的痛苦，站着说话……
是否判死刑和是否废止死刑，不是同一个问题。在死刑存在之时，在案件发生之时，请讨论是否判死刑。
康德认为，从人类伦理道德的理念出发，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刑法就是对犯罪人恶行的报应。因此，他明确指出：对犯罪人的报复必定是无条件的：“即使市民社会在其成员的同意之下将要解体……在监狱中找到的最后一位谋杀者必须先予以处决，以便使每个人依其行为得到应得的报偿。黑格尔认为，犯罪是伐的否定，刑罚通过再次否定犯罪而恢复法和正义。
正义是每个人得到他（她）所应当得到的。一个公正的司法判决必须以实现正义为前提，让作恶之人得到他（她）应得的报应，让受害之人得到补偿。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千古不变的正义律，不必用繁复的法律条文、深邃的法理来装饰。
关于刑罚的本质一般有两种学说，报应刑论和教育刑论。报应刑论以实现公正为使命，教育刑论以实现社会的功利为目的。教育刑论的作用不如学校教育。从刑罚设立的目的和功能来看，报应刑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惩罚和教育，惩罚才是主要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少杀，慎杀，不是不杀。对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要依法适用死刑。贯彻刑事政策，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突破原则、跨越底线一味宽容。
东郭先生的仁慈导致的后果只不过是被狼吃掉而已，而云南省高院的仁慈导致的恶果远不止于此。
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这是司法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