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寓言可以用来论证许霆的判决书？——再谈许霆判决书的逻辑
龙城飞将
得到许霆重审的判决结果后，我还没看到判决书，根据网上的资料，我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许霆案判决书根本的地方不合逻辑》。在文章中，我提出判决书有五个地方存在逻辑矛盾：
其一、既然ATM是金融机构，许霆与机器交易就是顾客与金融机构交易，为什么机器出错多给了钱，顾客要负刑事责任？
其二、既然许霆取1000元，帐户扣1元，偷999元，许霆是为了取自己的钱偷了别人的钱，还是偷别人的钱的同时顺便取自己的钱？
其三、刑法第三条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判决书为何回避？
其四、既然法律适用一律平等，为何银行占了顾客便宜是民事行为，顾客占了银行要负刑事责任？
其五、依法院的逻辑，许霆是自己认为银行不知道他在取钱。那么，如果许霆说我知道银行知道我取钱，他就不是“秘密”了？
现在，从网上看到了判决书，仔细核对上篇文章的观点，发现我提出的问题没有错，而且也不会得到正式渠道的答复。
下面，依据手中的判决书，继续就第五个逻辑矛盾展开一点论述。
许霆的行为到底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人们已经质疑过多次了，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依照法律规定的答复。陆续出来许多学理解释，更有甚者，还有人提出“盗窃可以是公开的，抢夺倒可以是秘密的”，于中国人民的常理、于法律的具体规定都站不住脚。
有人为了论证许霆的行为是“秘密”的，用古代寓言“掩耳盗铃”作比喻。说掩住耳朵的人以为主人不知道，去偷人家的门铃，结果还是被人发现了，能说这个小偷不是偷吗？许霆以为银行不知道，就去恶意取款，最终还是被抓到了，能说许霆不是“秘密窃取”吗？判决书说：“许霆系利用自动柜员机系统异常之机，自以为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及时发现，非法获取银行资金”，就是这样的推理模式。
这种推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不得类推，判决书却用古代寓言来推断现代刑事案件，这是不妥的。其实，这个寓言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偷东西的人并不在于他是不是掩了耳朵。去偷门铃，无论他是掩了耳朵，还是不掩耳朵，都是偷。许霆是用公开身份进入自己的帐户，与掩耳盗铃有本质的区别，这个类推是不成立的。
所以，判决书说“辩护人关于许霆的行为不属于盗窃金融机构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那么就是许霆的行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是于法有据了，但是，这个可以为据的法在哪里呢？
网上流传一种说法：这次判决书采纳了我国两位刑法学泰斗的意见。对此，我们要问了，刑法学泰斗的意见是法律的规定吗？在许霆案件上，是执行刑法第三条的规定，还是执行法学泰斗的意见？
关于其中一位泰斗，本人曾写过《关于张明楷教授的分析》进行分析。张教授在文章中对根本的问题上没有展开论述，只有说“许霆有罪是一定的”作为前提，然后又举了一些例子。我在文章中指出其逻辑矛盾。至今，未见到教授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在人们讲到的此判决书所采纳的他的法律意见书中，也未对我提出的问题予以考虑，仍是坚持了其逻辑上存在矛盾的观点。
关于法学泰斗，我们还要有一些问题。另一位泰斗曾长篇大论《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 ，我曾细细地拜读大师的著作《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我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受泰斗的影响。不知为什么，泰斗这次的意见却与他一贯“罪刑法定”的主张相悖了。是不是泰斗因政治的需要，脱离了学术研究的精神，离开了法律的具体规定，去遵循“司法实践”了。
类似的事情，在司法实践中不难遇到，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在SZ市BA区法院，我们一些朋友与该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就有过类似的经验。某法官依据其法院——仅仅是一个基层法院——的内部规定，这个内部规定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秘不示人——使当事人损失十四、五万元，法院一直庇护该法官。当事人向其负责信访和法制问题的执行局秘书科长反映问题，最后却变成与之论理。
该科长这样回答当事人：“法律问题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你拿来法律条文也没有用，这是司法实践”。
当事人追问是谁说了算，这位可爱的秘书科长回答：“是我们领导说了算”。
当事人一方的法学博士当场予以驳斥：“应当法律说了算，你们再大的领导也要执行法律！”
在场的法院的五、六个人哑口无言。
最后的结果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事人被法官“黑”了钱，不能指望要得回来？法院、检察院、政协、人大，没有一个人会理你，因为你们的案子还没有冤到许霆这样！
20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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